南微子:在中國大陸搞民主是「揠苗助長」嗎? ──致一位關心中國前途的大陸朋友(一)

發表:2002-10-11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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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報導專稿】尊敬的朋友:您好!

  一些人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了深厚歷史文化背景和近代屈辱歷史的大國,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的發展,首先需要經濟、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和整體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如果現在搞民主體制,就是不和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相適應,就是撥苗助長,是注定要失敗的。這是何等荒謬的見解!

  第一個荒謬:似乎歷史文化背景越深遠,離開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也越遠。中國歷史上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類的糟粕,這是一切專制主義者所樂於接受的,自然會使民主意識和民主制度變得遙遠。但是,中國歷史上同樣有「國以民為本」、「載舟之水可以覆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這樣的精華。這些對民眾來說是金科玉律的東西,已傳頌了幾千年。連早在春秋時期的老子都知道,天下無道,必然引起社會衝突和爭戰的道理。這種民本主義、廣開言路、無道生變的思想,應會促進民主意識和民主制度的誕生。

  如果你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從歷史文化背景中吸取精華,那麼可以說背景越深遠,離開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就會越近。

  今天在中國大陸,權力還在專制獨裁者手中,用機槍和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把他們稱作「暴徒」、「動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法輪功這樣的健身向善的身心活動,冠之以「邪教」而加以鎮壓的時候。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從歷史文化背景中吸取精華,多講些「民為重、君為輕」、「天下為公」,多做些喚起民眾的工作,不正是中國人民長期努力的一部分麼?這樣做,只會推進中國的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的建立,如像魏京生提出中國需要第五個現代化那樣的警世箴言,又何必視之為洪水猛獸呢。

  「揠苗助長」論和從袁世凱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模式不適合中國的論調有異曲同「恭」之謬。

  第二個荒謬:有過屈辱史的大國,愈難接受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和掠奪達一個多世紀。面對這段屈辱的歷史,有人頹喪,更有人奮起。在強敵面前,有的成了漢奸、賣國賊,有的乾脆充當買辦,幫助侵略者魚肉同胞。在這批人眼裡,民主是洪水猛獸,自然不會去接受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離得越遠越好。

  但同樣是這段屈辱的歷史,卻推動過許許多多中國的志士仁人,為國奮起,紛紛尋找救國的道路。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當數孫中山先生。他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提出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推翻滿清統治以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些人權和民主的要求已經系統地載入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只是被後來的袁世凱竊國和軍閥混戰割據所打斷。

  五四運動,民主繼續成為國人追求的重大目標之一。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先生重解釋的新三民主義,也仍強調民主的訴求。國共合作破裂之後,以後的分分合合,中共也屢次都以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要求建立民主政治,號召國人起來抗爭。

  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人民的民主要求也從未停止過。許多追隨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主愛國人士,不過三五年就已大呼上當了。反右運動表明瞭有相當一部分人公開提出了民主要求。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儲安平為例:他就說過,民主對於國民黨來說是多少的問題,而對共產黨來說是有無的問題。文革期間,毛澤東是為了排除異己,繼續壟斷權力。對於掌握權力的官僚們來說是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利益。除了盲從的紅衛兵、青少年而外,對於大多數群眾來說倒是真誠地反對壓在他們頭上的官僚統治者,實際上也是人民民主訴求的一種宣泄。連追隨中共多年的李敦白先生,也一度燃起了中國也許從此要走向民主體制的希望了。直到看清了真相才離開了中國。

  十二年前的六四事件,民主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了全國的大中城市。筆者親眼見到一些城市的中共宣傳部門、組織部門,也上街示威遊行,支持學生運動。真正中國的愛國者,都把六四事件看作是七十年前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繼續。中共用機槍、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表明它已自絕於人民,使許多等待其有早一日能革面洗心、改惡從善的擁護者,本人就是一個,徹底失望了。這才有像許家屯先生那樣的真誠的革命家與中共分道揚鑣。

  當然,在今天的中國仍有一些人仰承中共官僚買辦集團的鼻息,如同當年為袁世凱組織籌安會、國民黨搞十年訓政一樣,去倡導「有過屈辱歷史的大國難以接受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之類的胡言亂語,以便讓專制主義者苟延殘喘。為虎作倀的人總是有的,希特勒還有蓋世太保呢;但多數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他們依然不威強暴,在是非和真理面前決不低頭。民主黨人、法輪功信仰者、海內外愛國民主人士、反對中共暴政的西藏、新疆、臺灣等地的愛國民主人士,他們的鬥爭仍在繼續。這是中華民族的希望。

  從上述種種事實來看,屈辱只令少數人頹喪,卻會激勵多數人奮起。他們深知只有維護人權,建立起民主體制,做到社會公平,才能真正振興中華,國富民強,人民幸福。所以,他們極易接受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而不是相反。

  第三個荒謬:要靠全體中國人的長期努力,但清b在還不到時候,不需要去努力,否則就是拔苗助長。

  「拔苗助長」論者只說建立民主意識、民主體制,要靠全體中國人民的長期努力,沒有說明這種努力應從何時開始。所謂長期,究竟長到多少時間?所渭全體中國人,是由那樣的人組合而成?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國內戰爭、六四愛國民主運動、整個二十世紀的鬥爭,算不算進全體中國人的長期努力之下。如果現在還不到時候,那麼上個世紀應更不到時候,豈不都成了「拔苗助長」?

  所謂長期努力,究竟應該是多長?已經努力了一個多世紀,似乎仍嫌不夠,那麼究竟還需要繼續努力幾個世紀?請問問中國大城市以外的多數老百姓,是否答應繼續做專制統治下的奴隸?他們還準備忍耐多久?

  當年國民黨提出過十年訓政,而後再建立民主體制,不過為戰爭所打斷。退居臺灣以後,在蔣經國先生的倡導下還是兌現了。中共已「訓政」達半個多世紀之久,且國內沒有戰爭干擾,連幫助金日成侵略韓國、幫助波爾布特打越南等都不是被動非打不可的。請問還需要訓政幾個十年才能民主?

  既是需要去國人民的共同努力,那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國內戰爭、六四民運的參加者,算不算在全體中國人民之中?因為六四民運被鎮壓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留在國內的不同政見者、民主黨人,要求免遭中共奴役的臺灣、西藏、新疆、內蒙等地爭取真正自治者(如出走印度的西藏十七世噶瑪巴活佛伍金赤列多),要求煉功自由的法輪功信仰者和實踐者,像丁子霖女士那樣為六四死難者呼籲、要求申張正義的人士,他們都在不同層面、不同角度上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維護人權和民主,算不算是正在長期努力中的全體中國人中的一部分?如果「拔苗助長」論者認為他們都還不算,那麼請問:你們所謂的中國人是什麼樣的中國人?他們正在做、或準備做什麼樣的長期努力?該不會把屠殺六四和鎮壓法輪功的劊子手,李鵬、江澤民之流也算作是為中國建立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而長期努力的中國人的一部分吧?!

  最後,還得請教「拔苗助長」論者,堅持反對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第四座大山──中共罪惡統治,希望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民主體制早日在華夏大地上確立起來,應當怎麼做我才不算「拔苗助長」?

  第四個荒謬:搞民主意識和民主體制首先就需要經濟、科技的進步發展和整體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現在搞民主,就是不和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相適應。

這個話,聽起來似乎不無道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歷史唯物論的一條重要原理。但如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相互依存一樣,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超前與滯後的現象屢屢發生;它們的相互制衡,其伸縮性是很大的。

  世界上第一個「人權宣言」是在當時經濟技術和國民文化素質相對落後的美國誕生的。當時最發達的英國,卻遠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近在咫尺、比它後進的法國也發表了「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今天的中國比之當時的美、法,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許多現代科技,如汽車、飛機、計算機技術、導彈、核武器,都是在上述人權宣言發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才誕生。而今的中國,雖然不及人家先進,但都已掌握。如按美、法建立民主體制時的發展程度,中國的民主化再提前一個世紀也不會不相適應。

  照「拔苗助長論」者看來,前蘇聯東歐專制統治被推翻建立起民主體制以後,因為種種原因反應到經濟技術發展上來,還有一個過程,似乎認為總體上那裡比中國經技術和文化水平高出許多的東歐、獨聯體國家的民主化,也是「拔苗助長」不相適應。

  因此,以美、法為例,經濟文化發展程度可以是很低的,以俄羅斯等為例,似乎於是高不可攀的。不知「拔苗助長」論者心目中的「發展程度」究竟如何?

  我倒贊成許多國際國內經濟學家的看法,中國的市場經濟已開始建立起來,迫切要求建立起公平競爭的體制。必須限制行政權力的干擾,排除官商勾結,制止腐敗。要這樣做,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也就是魏京生先生說的要「第五個現代化」,允許人民群眾有集會結社的自由、言論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一切權力機構由民主選舉產生,軍隊國家化,信仰自由化,預防和制止任何黨派和個人壟斷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任何權力。今天這樣做已經沒有任何經濟技術、文化素質上的困難。電視、廣播之普及,電腦聯網的普及,只要允許人民有自由,保護人權,就什麼困難都易於克服。簡言之,就是今天中共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已和中國的經濟技術文化基礎不相適應,只有建立起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政治體制,方能與之相適應。

  說到底,不是民主意識民主體制和經濟技術文化程度不相適應,而是和中共官僚集團不願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的罪惡企圖不相適應?p>  第五個荒謬:現在搞民主運動,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要失敗。

  不知「拔苗助長」論者壺蘆裡賣的什麼藥──究竟搞民主運動在哪一點上,通過何種機制會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筆者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真正建立民主體制,還政於民,各級領導應由人民自己選擇,自己監督,不稱職的可以及時予以撤換。毛澤東搞「三面紅旗」,餓死人幾千萬,只少六十年代就應被撤換。這樣,「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不就可以避免。如果民主了,軍隊國家化了,人民群眾可以不讓獨裁者去幫助金日成侵略南韓,幫助波爾布特出兵越南,幾百億美金、幾十萬人的無謂犧牲,豈不可以避免?如果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一切經濟政策都不會只為太子黨們侵吞國家財產提供方便,國家財產的損失不就可以避免。如果人民當家作主,就不會不顧人民生活,在沒有任何外來威脅的條件下,大幅度增加軍費,大造毀滅性武器,去和國際和平民主勢力相對抗。如果是人民當家作主,一旦出現腐敗,就可一查到底,不會用人唯親而層層設卡,廉政建設也早已成
功。所以,我以為現在搞民主運動,完全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權民主和自由,已經為各國人民普遍接受的世界潮流。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個二十世紀最顯赫一時的人魔,都已敗下陣來,為各國人民所唾棄。前蘇聯的解體,東歐獨裁政權的垮臺,證明了一切專制主義者的下場。中共如果繼續堅持反人權、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質不變,其最後的結果,是必然滅亡。

  所以,我認為必然要失敗的不是民主運動,而是反民主勢力。如果「拔苗助長」論者是站在反民主勢力一邊,必然也會同歸於盡。

  問題只在於時間。

(寄自美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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