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籌備已久的「張大千畫展」在香港舉行。張大千帶著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
張大千夫婦在香港迎來１９４９年新年。翌年１月底，內地傳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當他聽到古都完好，未受戰火破壞，欣喜不已，佩服共產黨的高明決策。
２月底的一天，一位貴賓來到九龍亞皆老街張大千的臨時寓所。來者是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寒暄後，何香凝說明來意。新政協即將在北平召開，她應邀出席。去北平時準備帶一點禮物饋贈毛澤東。考慮再三，一般禮物都嫌俗套，只有帶一幅大千先生的畫最為珍貴，不知先生肯揮毫否？
張大千聽了慌忙離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畫家，卻青睞大千，實在有愧。恭敬莫如從命。何況潤之先生素為我所敬仰，正無由表達，只怕拙作有污法眼。」當下言定，３天後即交卷。
一幅《荷花圖》如約交卷。畫為紙本。高１３２厘米，寬６４．７厘米。畫面茂荷兩葉，白蓮一朵掩映於荷影中，給人一種生機盎然、萬象一新的印象。此畫後經何香凝持往北平，親手贈給毛澤東。毛澤東甚喜愛，懸掛於他的辦公室中。原件現藏於北京中南海毛澤東故居。
相隔不久，全國文聯與全國美協相繼成立，文運昌盛，北平一片新氣象。素來倚重張大千、譽他為「五百年來唯此一人」的徐悲鴻，託人帶來他的親筆信，邀張大千去北平工作。
初接徐悲鴻來信，張大千欣喜萬分。經深思熟慮，他又躊躇難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龐大的家族及弟子們恐遭國民黨荼毒。而如果攜家帶眷而走，顯然也走不脫。北行之事就此擱置。
轉眼到了９月，張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請去辦畫展。當年他在敦煌臨摹時，就有心願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畫與敦煌藝術的異同，有這樣的機會自然不放棄。幾個月來忙著作準備。臨行時，他除了帶著自己的作品外，還有中國古代名畫，以及敦煌壁畫５６件（帶走的僅為部分，尚有２００余件留在家中）。離家這天，他神色憂鬱地對家屬及門徒說：「此次我出外展畫，會像往常一樣去去就歸，只是對你們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勢不穩呀！」兒子張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畫如何處置動問，他默然不語。張心智再問，他才說：「這２００多幅當年我耗盡心血，來之不易。多次有人高價求購，我都拒絕。因為這是祖國的文化遺產，日後總要交給政府的。此去我萬一真的回不來，你就把它交給當權的政府來保管，只要他們真心熱愛藝術，重視祖國文化遺產。」
出川後，張大千沒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暫留，又應友人之邀，１０月間到臺北舉行畫展，順便遊覽臺灣秀麗景色。
多年的歷史淵源，張大千與國民黨的一些元老與上層人士都有往來，交情也非一般。如於右任、張群等。
當時於右任已先到臺北，張大千去拜訪時，得知局勢急轉直下，四川也行將撤退。張大千憂心忡忡，深怕四川新舊交替，局勢混亂。張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屬，只是插翅難飛。陳誠倒也爽快，立即打電話要空軍派機送張大千速回成都。
張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屬意外，家人驚喜交集。原認為全家都可帶走，然因機票發生難題。張大千找了當時還在成都的張群，雖立即安排機位，並交代派官車接送機場，但只有３張機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與一個小女兒，其餘家屬都留在成都。赴臺灣當天，去機場途中，順道到楊宛君（三夫人）處與眾人灑淚相別，淒惶之狀，難以言述。從此直到離世，他終未回到故鄉。
張大千飛抵臺北後不久就到香港。１９５２年８月，他又從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這離祖國更遠了，家山情濃的他，怎會作出這一舉措呢？
是年２月底，張大千去阿根廷展畫並遊覽，夫人留香港。４月間，得夫人家書並附徐雯波近照，他感慨萬端。曾在一幅人物畫的畫跋上記有「故國春酣，此邦已是金風送爽。天南地北，離索何堪」等語。５月回到香港，就作出移居阿根廷的決定。
據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是：「遠去異國，一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應酬繁囂，能於寂寞之鄉，經營深思，多作幾幅可以傳世的畫；再者，我可以將中國畫介紹到西方，中國畫的深奧，西方人極不易瞭解，而近年來偶有中國畫的展覽，多嫌浮淺，並不能給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談不上震驚西方人的觀感；另外，中國的歷史名跡，書畫墨寶，近幾十年來流傳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訪求，雖不一定能合浦珠還，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觀摩之效。」（據臺北資深記者謝家孝先生所述）於是，決定舉家遠遷南美！
張大千居阿根廷期間，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與兒子張心智，按照他離川時的囑咐，把放在家中未帶走的、當年臨摹的１２５件敦煌壁畫全部交給四川博物館保存，完成了他的心願。
１９５３年，張大千從美國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訪友。在聖保羅市附近，看到一塊地方極像故鄉成都平原，正準備出售，巴西又歡迎移民，聖保羅的華僑朋友又多，在朋友勸說下，他買下這塊地，決定移居到這裡。為紀念故土，他把聖保羅音譯為「三巴」，四川古時分為巴縣、巴東、巴西三郡之意；又將「牟吉」鎮音譯為「摩詰」。自己園稱為「摩詰山園」，紀念我國唐代詩人兼畫家王維（字摩詰）。不難看出他懷念祖國與故鄉之心的深切。園落成之後，張大千全家即遷巴西，一住１７年之久。
在張大千身居巴西懷念故鄉的同時，祖國大陸的友人也在思念他。５０年代初期，文藝界的思想鬥爭接連不斷。「批判武訓傳」開其端，接著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繼其後，又有「反胡風」。這時雖然還未觸及中國畫界，但對張大千卻有種種議論。有說他「破壞敦煌文物」，有說他有三妻四妾，生活糜爛，也有說他去國外是叛國……總之都是不利之詞。但瞭解張大千為人的幾位朋友，根本不信這些人的說法。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北京畫院在京成立。慶祝畫院成立，美協副主席葉淺予與謝稚柳、於非、劉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飯。四人中除劉力上是張大千的門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談起大千在海外，舉座為之不歡。飯後，葉淺予建議於非以老友身份寫篇《懷念張大千》的文章送到境外發表，後來真寫成了，發在香港《文匯報》上。文中談到他們四人的聚會，談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歡之態，臨風懷想，希望他能回來參觀，看看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
新成立的北京畫院，僅任命幾位副院長，於非就是副院長之一，空缺著的院長位置等待張大千來補闕。所以友人們勸他回來。於非這篇文章傳到海外，張大千可能是看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天，張大千托一位印尼華僑捎口信給中央一位領導人，說他想回來看看。這位領導人把這消息很快轉告美術界的負責人，葉淺予也聽到此事。大概是答覆還沒有作出來，「反右」就開始了，海外為之震驚，張大千由遲疑到最後斷了回國的念頭。葉淺予曾不無遺憾地說：「並不是張大千不想回來，而是我們的政策多變，政治運動不斷，嚇得他不敢回來。」有人接著問：「如果張大千當時回來了，結局會怎樣？」葉淺予無奈地笑了笑，那就難說了，結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過「反右」也躲不過「文革」。
張大千去國遠遊，又是２０多年過去了，已到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何處是家處處家，其實他是周遊世界，他的畫展曾在二三十個國家巡迴展出，幾乎是一年一個國家。足跡遍及歐、美、日本及東南亞各國，著實地宣揚了中國文化。而他那挽袖揮毫、落筆拂鬚的神態，確也堪稱一位表裡相符的中國「文化大使」。
還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張大千周遊世界各國，在有些國家又住得那麼久（如在巴西），但他從未向居住國提出過入籍要求，他始終保持著華夏子民的身份。
張大千住巴西「八德園」期間，雖園林宛如故鄉山水，但他總覺得是寄身異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訴臺北報人謝家孝說：「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遊子的孤淒情緒。
張大千自１９６９年自巴西移居美國後，７年中頻頻去臺灣、香港，以此稍解故園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國外我並不快樂，就像大海裡浮動的木塊，不知此身繫於何處！」 臺北老友蔡孟堅到美國去看他，他又暢談心事，說：「我住在美國這幾年，總覺得身體不舒服，可是一回到臺灣，即精神百倍，就沒有這裡不舒服那裡不爽快的害病感覺，有人說我害的是『思鄉病』，我從來不否認！又有人說臺灣太熱，對我這個怕熱不畏寒的人不適合，請問我們中國大陸氣候，哪一省夏天不熱？多是又濕又悶！我在臺北過夏天，熱季是較長，可是如今生活水準高，家家有冷氣，我也感受不到熱有什麼威脅。」這番話顯然是他想去臺灣居住。
「梁園雖好，決非久戀之家。」祖國大陸也一時回不得，終於決定去臺灣定居。１９７６年１月下旬，張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飛抵臺北，正式申請移居。臺北當局自然歡迎。他親自選定臺北雙溪附近，一塊荒廢的養鹿場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過程中，１９７７年５月１日，張大千就率全家離開美國前往臺灣。當日到臺北，老友張群等人到機場迎接。甫下飛機，他就對眾人說：「我好想家鄉喲！回到臺北真好！」
１９７８年８月，「摩耶精舍」落成，張大千一家喜遷新居。
１９８２年３月初，一位美籍人士從長江三峽入川訪問後，到臺北來訪問大千，贈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貴禮物－－一包「故鄉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熱淚紛紛下，並把泥土供奉在先人靈位前。一杓水、一撮土，只要來自故鄉，無不牽動張大千的心。８０年代初，張大千已臨人生大限。他已過了８０高齡。這些年常有子女或子侄從大陸出來到香港或到美國，想到臺灣拜見老父，可是不能如願，只能用越洋電話互訴思戀之情，常使他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傷心欲碎。大陸也常傳來一些老友過世的消息，如１９８２年４月，張伯駒的去世，他傷心不已。
張大千的人生之旅，終於停止在１９８３年４月２日，終年８５歲。
文章來源: 東方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