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出了問題，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拾金不昧，「不義之財分文不取」是誠信的具體表現。對拾金不昧的否定，也是對做人的根本－－－－誠信的否定。社會誠信的缺失導致了是非的混淆。
因此，我們呼喚誠信歸來，首先必須明確是非標準，鞭撻假醜惡，讚揚真善美，讓做了壞事的人惶惶不可終日，讓做了好事的人享受快樂。
丟這麼多錢後肯定著急，別急出事來
５月２９日下午３點多，保安員楊期立例行巡邏到廣州至深圳售票處窗口。幾趟列車剛剛開走了，這裡顯得有些冷冷清清。
一隻並不起眼的包，靜靜地躺在窗口下。
「誰丟了包？」楊期立高聲問了一句，沒人答腔。
片刻，有人從旁邊走過來，楊期立迎上去問，「這是不是你的包？」那人低頭瞅了一眼，反問：「裡面有炸彈嗎？」就昂頭逕直走了。四下裡再無一人。
楊期立按保安部的規定，開包例行檢查。當他拉開拉鏈時心裏一驚：在幾盒進口藥品和一本台胞證下面，露出幾大沓厚厚的錢幣！（後經過點算，包裡共有人民幣現金２．０４萬元，人民幣存摺四個共４５萬元，台幣現金８９００元；美金現金４９７８元，美金存摺兩個共１４．３７萬元；馬克存摺一個共３０萬元。總計折合人民幣２６７萬元。）
楊期立拉上拉鏈，再次環顧四周，沒人。
楊期立的第一個念頭是：這是個正在吃藥治病的老人家，從台胞證上的照片看怕有７０多歲了，丟這麼多錢肯定著急，別急出事來……
楊期立拎著包立刻找到公安馬西營，匯報說：「拾到一個包，裡面有好多錢！」馬西營迅速安排隊友拿著台胞證按相片四處找人。一會兒就找到了，失主名叫趙國光，是個家住臺北市的老人，已８０多歲了。
人老了有時候真犯糊塗。當保安員問他「丟了包沒有」時，老伯斷然否認說：「沒有丟。」片刻，一拍額頭，大聲叫起來：「我的包！丟了……」那時老伯已經辦好出關手續，到了候車室，再過幾分鐘就將登車離開廣州……
老伯一邊千恩萬謝，一邊點著包裡的錢物：現金一分不少，存摺一個不少，台胞證等物品齊全。老人家感動得不得了，拉著楊期立的手，久久不鬆開……
老伯留下一張詳細清單和２０００元給楊期立的感謝費，登上了即將啟程的列車。開車前，楊期立和保安部負責人遞給趙老伯一個紙包。趙老伯打開一看，２０００元感謝費一分不少退還。老伯動感情了，一再說這錢小楊應該收下，香港和臺灣如有人丟錢拾者都會和失主商量給多少感謝費比較合適，而你們送到手上都不要，我真不好意思了。
站台上，靦腆的楊期立認真地叮囑老伯：「路上小心，人多眼雜，你要看好自己的包，不能再丟了。」
趙老伯千恩萬謝地走了。
讓我難受的是，超過三分之二的老鄉都罵我傻
一個在外單位同是做保安的老鄉，從報紙上得知楊期立把撿到的巨款上交的消息後，打電話這樣罵他：「傻×！超級傻×！你當時要是拎著包走了，也就走了。你八輩子都掙不到這些錢，你真是傻透頂了！」
真的，如果楊期立當時拎著包走了，不會有人知道。可他壓根兒沒有想到據為己有。是他經濟寬裕用不著見財起意嗎？
楊期立做保安，每月工資６５０元，包住不包吃。
楊期立每頓都只買３元一個的盒飯填肚子。他捨不得多花錢。
弟弟和妹妹都在老家湖南邵陽洞口縣讀書，妹妹讀高二，弟弟讀初二，兩人讀書需要不少錢，他是哥哥，每月都要省下一些錢交給父母。他知道父母的艱難，才南下廣州打工。
１９９８年９月，初中畢業的楊期立沒錢繼續讀書了，就到縣裡的水力發電站當上一名工人，打算掙一點兒錢讓弟妹把書讀下去。他每天照看著水輪發電機，工作倒還清閑，但工資很低。當初建電站花了很多錢，電站每月還貸款，工資不能正常發放。於是電站領導鼓勵大家離廠到外面打工，並給每個願意外出的人發２００元錢。
２００１年４月，還差兩個月才滿２０歲的楊期立與電站簽了一紙「停薪留職」合同，南下到廣州應聘做保安員。
車站情況繁雜，在這裡做保安非常苦，競爭也相當激烈。採訪中，廣州東站保安部長葉樹華告訴我：「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們這裡的保安員採用的是淘汰制，不行就得走。行與不行，一個很重要的標準是看你的分高不高，你抓的人多分就高，不敢抓或抓不到分就低，低到一定程度就得走人！小偷、騙子、尋釁鬧事者、瘋子、喝醉酒者、票販子，都得抓！當然助人為樂、幫旅客排憂解難也加分。老實說，楊期立是小個子，人也瘦，他的分在保安隊裡只屬於中等。這一次他表現非凡，全國都知道了，這是我們全體保安人員的光榮和驕傲，小夥子真不錯！」
楊期立個子小、人瘦弱，打分便吃虧。保安隊也有小個子，但人家花錢學過擒拿術，出手就能打倒一片人；隊友裡的退伍兵更是了得，腿一掃再別腕，就拎小雞樣將一個個持刀歹徒押回保安部來。楊期立遇到個子大的壞人他得先掂量掂量，打得過才上，實在沒把握，只好通知隊友來抓……
接受採訪時，楊期立開始挺高興，後來說到煩心處，眉頭皺得很緊，說：「我撿包的事才兩天，就有一二十個老鄉知道這事了。讓我難受的是，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老鄉都罵我傻。有個在別的單位也做保安、收入和我差不多的朋友幫我算了算，說我要干３００年保安才能掙到這麼多的錢，另一個隊友也說，臺灣老伯有的是錢，他丟了還能再掙回來，但你不可能再撿一個這樣的包……」
我問道：「你父母知道這事嗎，他們怎麼看？」
說到父母，楊期立展現笑臉，說：「他們很高興，說我做得對。我打電話告訴他們，我父親在電話裡說我是好樣的。晚上我回家，和父母一起高高興興看廣州電視臺播出的表揚我的新聞……」
直到這一刻，我才從楊期立嘴裡知道，原來他的父母都在廣州，在天平架的水果批發市場的邊上，開了一間小小的雜貨店。
我拉著楊期立馬上出發，去見他的父母。
我們很需要錢，但不義之財分文不取
來到天平架楊期立父母住的地方。儘管已有思想準備，但眼前所見的一切還是讓我感到驚訝：闊大的、鬧哄哄的水果批發市場有數千人穿梭其間，無數的車和一浪一浪湧過來的討價還價之聲充斥耳鼓；就在批發市場邊上，一個約七八平方米的小店擺著菸酒糖茶刀杓碗碟甚至扁擔籮筐，一位神情恬靜的中年女人正將一瓶開了蓋的啤酒遞給一位顧客。
「這是我的母親。媽，這是專門趕來採訪你和爸的記者……你快給爸打電話，人家要和他聊聊！」楊期立招呼道。他的母親立刻拿起電話機。
我提出想看看他們住的地方。所見的一切讓我幾乎落淚：經由一個幾乎垂直的小鐵梯，我上到了小商店的閣樓。身體站不直，腰要彎到很低才可勉強站立。樓板上鋪著兩張竹蓆，中間拉一個布帘子。這就是三口人的家了。
「如果我回家來住，就把布帘子拉上，我和我爸睡這邊，我媽睡那邊……我也覺得不方便，所以我大多數時候睡保安隊。」楊期立說。
２１歲的兒子在這樣小的空間裡和父母擠著睡覺，一道帘子管什麼用？
室內悶熱，只有一把響聲很大、讓人不放心的風扇，再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尺見方的窗口。
片刻，楊期立的父親搭著別人的摩托車一臉汗水地回來了。這是個豪爽的漢子。當我遞上名片，問起他能否對兒子拾金不昧一事談談想法時，他沉默了一會兒，要兒子先談，說漏了他補充。
「記者，我想告訴你，我們是個非常貧寒的家庭。我們很需要錢，但不義之財我們分文不取。撿到錢交出去，我的父母和我都覺得這是件很平常、應該做的事，沒有多少話可說的。但你既然來採訪，我就很想說說我的父親、母親和弟弟妹妹……」片刻後，楊期立開口說話了。
從他有些沈重的敘述中，我走進了一個貧寒家庭是怎樣自尊地生活著的故事……
記者同志，要讓我兒子高興起來
從出嫁的那天起，楊期立的母親就有些不情願。父親楊雲生實在太窮了，婚禮竟然只拿得出７２元，辦了兩桌酒，那是１９８０年開春後的事情。婚後的日子充滿艱辛。第二年楊期立出世，又過了一年多妹妹也來到人間，沒過多久母親又生下了弟弟。
日子過得更難了。母親一年要種三季水稻，還要養豬、做飯、上山砍柴、伺候生病的公公，年頭忙到年尾，卻連飯都吃不飽。到了１９８５年，母親對父親說：「你打工去吧，別守著不來錢的一畝三分地，我和孩子都指望你了。」父親盯著母親看了一會兒，逐個摸了摸三個孩子，二話不說，第二天清早打點行裝擠貨車前往廣州。
先是在沙河路的天橋下睡了一星期，然後找到近郊的一處私家建築工地，問老闆娘：「你這裡可要小工？」在接下來幹活的日子裡，父親每天擔磚４０００塊，往返於六層樓上下，一人幹活能頂三人。一個月後，老闆娘將另兩位小工辭掉，說：「就你一個人干，夠了。他們是多餘的。」父親就一個人幹下去，直到將整幢樓蓋好。父親拿到他打工掙到的第一筆錢，只給自己留了８５元，餘下的全部寄給家鄉的妻子。妻子寫來滿是淚痕的信：「再沒錢，你爹就死了。他病得
只有出氣，沒有進氣。小三屙肚子，屙得眼睛落凹，脖子細得像筷子，站都站不穩……好生掙錢啊！我們娘四個都指望你了。」父親從此更拚命地掙錢了。
１９９６年，父親來到天平架的水果批發市場，一直干到了今天。從最開始的給大貨車裝卸水果，到當上了裝卸組組長。
１９９８年，母親也來到了廣州。一為照顧父親，二為掙更多的錢。
但父母還是沒有掙到錢。這麼多年到手的那點兒血汗錢，全寄給三個讀書的孩子和一直生病的公公。不久，父親咬牙借錢頂下了一間小小的雜貨店，但生意太難做了。
父母的小雜貨店從來都進真材實料的貨，西瓜刀一定是陽江的「十八子」刀，不像有的店賣一砍就卷刃的鐵皮刀。父母的小店每月只有６００元左右的利潤……在家鄉讀高二的妹妹和讀初二的弟弟成績都是班裡的前三名。只要有一次考試不理想，姐弟倆都會哭一場，只敢寫信告訴哥哥，不敢對父母說。
貧寒家庭里長大的孩子，從父母的言行舉止裡學到做人的準則：憑本事和力氣掙錢，能掙到多少錢就掙多少錢。人活著要有骨氣，不是自己的東西就不能要，不管是一元硬幣，還是２６７萬元巨款。
楊期立的父親說：「不管別人怎麼看，我們當父母的覺得兒子做得對。我們感到很高興，也很自豪。但我兒子這幾天不開心，差不多天天有人埋怨他太傻，甚至水果市場的一些大人也說我兒子傻。這讓我們想不通：撿了錢自己留下就不傻了，那這個世界不就亂了套了？為何做了一件好事，罵他的人比表揚他的人多得多？我兒子說有三分之二的人罵他傻，我看不止這個數。現在的人怎麼這樣？記者同志，你要好好寫文章，也好好開導我兒子，讓他高興起來……」
《中國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