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少數歸老天管的唯一之外，別的東西都是可以選擇的，也是應該可以選擇的。至於說到人的社會屬性，常識告訴我們沒有什麼應該是唯一的，如果有什麼被「唯一」了，那一定是被強加的，是沒有道理的。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那倒主要不是說他們生理上的差別，而是說人有不同的心思、秉性和主意，這種後天造成的差別是如此根深蒂固讓人看起來就像天性一樣，沒有辦法改變。比如我們有時說某人生就的壞脾氣，焉知那不是後天讓人給慣出來的？可我們覺得那脾氣就像從娘胎裡帶來的一樣讓人無計可施。或許從這些多樣性裡一個真誠的道學家會發現更多的醜惡，一個熱情的革命家會找出更多的發動改變人們心靈世界的革命的理由，但正如歷史告訴我們，我們也曾親眼看到的那樣，任何消滅多樣性的社會實踐首先就是巨大的罪惡，伴隨而來的總是令人絕望的殘暴。一個正常的社會不是僅僅承認這些差別的客觀存在，而是尊重每個人的選擇，無論這個選澤涉及政治立場，還是生活方式。政府的職能不是依統治者的個人好惡來強行校正百姓的選擇(實際上政府倒是能做到這點)，相反它應該依照法律保護少數以免除來自多數的暴力鎮壓。
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什麼事情都講個統一，說是團結起來力量大。動不動就要老百姓統一思想一把，現在想一想連笑都笑不出來：思想怎麼會統一呢？可是它的社會實踐在其全盛時期曾經使不少人心醉神迷，並不像我們現在說得那樣可以輕鬆地一笑了之的。堅持讓十幾億人經年累月齊聲都唱一首歌的實際結果醜惡無比：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允許張嘴的人的確都唱一個調子，但是因為思想通常與公開言論並不一一對映，如果不是全然相反的話。那些心裏不以為然的我們不知道，那些開口反抗的都被殺掉或關起來因此我們也不知道。當看起來我們已經卯足了勁兒要解放別人的時候，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自己就在那裡殺得你死我活了，這統一思想要從何談起呢。現在的情況比當年還要慘淡些，官方的宣傳一天到晚致力於統一思想，可是問問我們自己如果不是迫於無奈在嘴上讓他們一道，誰真會相信這種十足由暴力支撐的謊言呢？為什麼不可以置疑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表呢？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任何想挑戰這些謊言的必得準備承受諸如失去公職、連累親屬、流離失所和衣食無著，必得準備穿囚衣，吃牢飯。眼前楊建利就是一個例子。共產黨現在恐怕忘掉他們過去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真理不辯不明(我發覺他們不再用這句話了)。設一個講臺，全國老百姓作聽眾，一邊是楊建利，另一邊是共產黨中的隨便誰，講各自的道理給大家聽好了。這麼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傢伙可有這個雅量？在中國連這樣一個公允的問題都是不能提出的，因為像無數個其他的問題一樣，特別是只涉及常識的問題，都可能置疑共產黨的統治。其實全世界每一個民主政府天天都在接受這種置疑，置疑本身對那些職業政治家們說來簡直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巴不得呢，不然他們非失業不可。而我們有的卻是這樣一個製造唯一的政府，它虛弱到連辯論的願望都不能聽，強大到可以讓絕大多數人相信也許真的沒有人敢和他們辯論。
設一個講臺的設想在現在的中國是絕無可能的。我只是用它來說明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遇到的一個個唯一是如何形成的。我聽到的最流行的說法就是：共產黨是不好(不用感謝上帝，現在這個認識是常識)，可是沒有它，天下會大亂，因為看不到可以取代它的政治力量。你看，「唯一」在我們的生活中真是無所不在，以至於當思想力圖展開它對多樣性的探討的時候，原本富有活力的意識卻又收斂於可悲的唯一一點：我們沒有選擇呀。
早就該打破這種關於唯一的迷信了。反抗暴政的歷史與暴政的歷史同齡。我們已經看到所有在中國發現的那些唯一都是由暴力來維持的，也就是說統治的唯一來自於唯一的暴力，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說明瞭同樣簡單的一個道理：如果統治者整天處心積慮地消滅或迫害任何可能出現的唯二、唯三，他們當然會變成唯一的，因此唯一的統治全不是因為它的文治武功的輝煌使百姓為之折服、反而是它因為對自己乏善可陳的政績產生的恐懼。明白這一點當然不是無關緊要的，不然現在這樣一個毫無道義基礎的統治倒被人說成是天造地設般地完美，一個作惡多端的統治反到被讚頌成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英明，豈不是太荒謬了。今天的時代多少有些不同了，我們除了摒棄這不正義的唯一以外，應該認識到已經有人勇敢地公開地向唯一挑戰了。在孤立且閉塞的人們受到壓榨和欺凌的時候，報怨其他人的冷漠、感嘆人心不古、世態焱涼，說老天不長眼，真是值得他人同情傷感。但是如果我們眼睜睜看著為民眾挑戰邪惡的「唯一」的人就站在那裡卻還再重複唯一的神話，是打算以此來掩蓋我們自己的毫無心肝，忍辱偷生，還是真的已經失去了常人應有的感覺？
不用多說，談論有眾多黨員、掌握著幾乎所有資源的共產黨和楊建利之間的力量對比似乎太不著邊際了。這似乎可以成為唯一論者的一個最為有力的論據，這怎麼鬥得過呢？
看到一些文化人在武力製造的唯一面前由絕望轉為逢迎，由不知所措轉為其勢洶洶，實在是讓人感嘆萬分，要知道他們中大多數恐怕是連槍拴都沒有拉過的。有些在戰馬上征戰了一輩子的人倒是非常清楚武力的有限。那個曾經征服過幾乎整個歐洲的法國皇帝拿破崙說過，世上有兩種東西最為有力，一是武器，二是思想，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思想更為有力。不拿槍的打不過拿槍的，這應該毫無疑問。不過如果不拿槍的不在武力較量上與拿槍的一爭短長，就絕對無法取勝嗎？楊建利就不相信武力，為此他寫了許多東西，做了很多事。在他身上體現的智慧和勇氣恐怕就遠不是武力可以比擬的。
其實歷史上已經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正如胡平先生早就說過的那樣，在專制倒臺之前，人們會懷疑這樣的統治怎麼會結束，在專制滅亡之後，人們會驚訝這樣的統治為何曾能維持。力量的對比轉換早在很久以前就發生了。楊建利，如他及他的同仁們所確信的那樣，代表現今世界文明的潮流，即人權、自由、民主和法制。看看所謂共產主義陣營的版圖在過去的十多年是如何以驚人地速度縮小以至於現在已經不再有這樣一個陣營了。在這之前即使是最樂觀的西方政治家也在發愁或許仍然需要很久才能看到出路。在九十年代初目睹那些老牌的共產黨國家相繼倒臺時我曾和一位朋友討論劇變的原因。他說看著這些強大的帝國倒塌總是令人難以相信。我說我也有同感，但我也由此認識到正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因而絕不可能在一天倒塌一樣，帝國的倒塌從它興建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它始於第一次工人的罷工、農民的抗稅，學生的示威，始於第一場為暴力所終止的討論，始於第一批善良而勇敢的囚徒的徒刑，它始於無數被殘害的生命，也始於無數被扼殺的愛情。這就是文明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良知和理性對專制的反抗，是多樣的生活本身對極權的反抗。可以說柏林牆在第一個被射殺的越牆人倒下的地方就開始倒塌了，力量對比原本應該是這樣來計較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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