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在一九九三年，在大陸農村地區就有六千二百三十起農民示威抗議事件發生。在騷亂中，當地政府機構被圍攻或砸毀，政府官員和農民因此而傷亡的人數有八千二百人，直接損失達二億人民幣。
在一九九六年冬天到九七年春，有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三十六個鄉鎮發生騷亂，有三十八萬農民參加。一九九九年，在湖南省寧鄉縣，有三千農民舉行示威，中共派出一千五百軍警鎮壓，在衝突中一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二OO二年初，在廣東省東莞，幾千名農民聚集在鎮政府門口示威。
除了示威抗議等具衝突性手段之外，還有很多農民採取上訪的溫和手段發出怨言。這種方式的激增，也預示農村地區的潛在不穩定狀態。據統計，在一九九二年，僅在河北省一個鎮子，就有一百九十三起上告信，投訴當地鄉鎮官員違法亂紀；一九九三年頭七個月，上告信激增到二百四十三起。
前中共人大委員長萬里在發表離職講話時說，他(曾擔任安徽省委書記)曾問一個農民，現在鄉下人需要什麼，這個農民說：需要陳勝吳廣。(陳吳為推翻秦始皇暴政的農民起義領袖)
為什麼農民，越來越傾向於造反，要找「陳勝吳廣」？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苛捐雜稅太多，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一九九四年，中央「作秀」般的取消了五十種稅收以減輕農民負擔。光取消的就有五十種，農民的負擔可想而知。農民究竟負擔多少稅和費，恐怕誰也說不清，因為即使今天取消了，明天又可以增加別的名目。
在九十年代後五年，農民的收入增幅出現穩步下降的趨勢，從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四點六，下降到二000年的百分之二點一。另外，農民的收入下降，還由於鄉鎮企業生產力下降。目前大陸的鄉鎮企業多處於調整階段，其生產能力普遍下降，在一九九五年到二000年期間，降到了改革以來的最低點。在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鄉鎮企業的雇工人數下降了一千萬人。
不管中共高層是否重視農民負擔問題，採取什麼樣的措施，農民的不滿都會與日俱增。主要在於：中共實行政治專制的瘸腿政策，勢必越來越造成社會腐敗、貧富兩極分化。這種腐敗和分化導致的不滿情緒只會越來越強烈，根本無法消除。
雖然中共一九九四年下令取消了農民的五十種稅收，但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個早上又增加二十種。各級政府紛紛要從農民身上榨取資金，只要這種政府不是民選產生、又無法有效監督(沒有自由媒體)的話，這種巧立名目、搜刮民財的做法和政策都無法有效地改變和防範。
中共鄉鎮企業由於產權不清，管理不善，無法有效地進行轉型調整，增加競爭性。這種鄉鎮企業在國際經濟中是個奇怪的產物，它既不是私營的，又不是完全國營的，是個混合物。但其本質仍是國營佔主體，因為它的領導不是像西方企業那樣根據佔有資產和股份大小來產生的，而是由上一級政府部門任命的。這種管理體制無法確保這個企業的長久成功。鄉鎮企業經營不善，農民的利益首當其衝受到損害。
另外，沒有獨立司法，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沒有定期的民主選舉，農民的不滿和當地官員的不法行為，無法得到獨立審理、報導、揭露和懲罰。
因此可以預見，大陸農村地區的不穩定趨勢將會繼續發展。目前農民抗爭事件雖然數量大，參與人員多，但由於分散，沒有組織化，還不構成對中共政權生存的直接威脅。大陸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如果導致經濟迅速惡化上市場嚴重波動，鄉鎮企業進一步受損，農民利益更被損耗，同時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受到影響的話，那麼城市下崗工人和不滿農民結合，有可能形成全國性的騷亂和更大的社會不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