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己常承認自己多疑敏感，而且因為在社會是受傷頗多，所以對世人失望的成分恐怕要多於相信的成分－－他自己就說過「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所以，說魯迅難以接近，應該比說他平易近人更接近真實。後來成為魯迅學生與好友的馮雪峰就曾回憶，說第一次經柔石介紹見到魯迅時，兩人就幾乎無話可說地在一塊兒坐了半天，最後只好怏怏告辭。而魯迅在自己的日記中也有教育部(那時他在教育部任職)某同事來自己家裡「對坐良久，苦甚」的記載。當然，最直接的表現是在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魯迅自己的敘述，他說白莽(殷夫)第一次受他邀請將《彼德裴詩集》送來供他校對時，就受到了馮雪峰當初受到的待遇，後來白莽還寫信給魯迅抱怨，說自己很悔與他見面，因為自己的話多，魯迅的話少，天氣又冷，「像受了某種威壓似的」。魯迅回信解釋說初次見面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從這些直接或間接的介紹來看，魯迅當年對待客人的確不是「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倒真有些像徐志摩埋怨的那樣「不易和他接近」。
在有關魯迅的回憶中，有這麼一段記錄：一次一個魯迅不願見的人上門求見，佣人請示魯迅，魯迅要她告訴來人自己不在。孰料這人胸有成竹聲稱自己是見了魯迅回家後才來敲門的。佣人大窘，回覆魯迅，魯迅大怒，對佣人說：「你去告訴他：說我不在是對他客氣！」結果那人只好怏怏而去。魯迅有很多我們常人不及的地方，這逐客便是其中之一，要換了我們頂多捏著鼻子讓他進來，賠上幾小時的犧牲聽他胡言亂語。而魯迅不這樣，我看不起你就直接對你講，犯不上費時間與你週旋。這一點上與他形成對比的就是另一位新文化大師胡適。據說胡適在世之時，家裡可是高朋滿座，他的大門對誰都敞開，誰都可以到他那裡去高談闊論。當然，代價是他自己的時間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中國文學史》也只寫了一半。不過，他待客熱情的口碑倒的確比魯迅好。臺灣作家李敖曾感慨胡適要把他用於應酬的工夫都用在做學問上，那他取得的成就一定要大得多。當然了，魯迅這種拒客態度，要碰上硬要見他的人也會失敗。海嬰就在其《我與魯迅七十年》一書中回憶，說有一次魯迅臥病在床，來了一個客人敲門。用人開門，見是一個青年，就告訴他主人身體不好，不能見客。這青年二話不說，轉身就走。
過一會兒，又響起了敲門聲，用人打開門，見仍是這個青年，他招呼也不打，就直往樓上衝。這時，許廣平正在二樓與魯迅在一起，忙迎下來，企圖擋住他不讓他影響魯迅休息。可沒有用，他還是固執地衝到了魯迅床邊。什麼話也沒說，只在床頭放下鮮花，就轉身下樓去。魯迅呢，也一言不發，只靜靜地看著他。這個青年就是魯迅屢屢為他介紹報紙發表文章的徐梵澄。據海嬰講，魯迅當時所以不理他，是因為他去德國時，魯迅給了他許多中國的宣紙，希望他送給德國版畫家以做中國造紙文化的宣傳。可徐梵澄這馬大哈回國時又把這些個宣紙原封不動地帶回來了。魯迅生他的氣，所以不想理他。他呢，也不管這麼多：反正我要見你，我就得見－－管你高不高興見我！他們二人真可謂是性情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