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偶遇
1999年10月，那天，我完成採訪後坐上了回鄭州的火車，轉眼功夫到了駐馬店車站。
駐馬店是豫南的一個地級市。從下面上來兩男兩女，都是40多歲的樣子，農民般的打扮。四個人瞅瞅我們身邊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來。
「咱到北京後先找××，他能帶咱們到××醫院。」四人中的一名男子說話了，「××醫院驗血很準。」他對面的女人沒吭聲，病懨懨的樣子。
與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剛好也在駐馬店市，老鄉之間特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們拉起話來。兩個男人告訴我們，他們確實是到北京治病的，他們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病，在他們的村子裡得這種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經有人因此死去。「我們只能去北京，村裡的大部分病人在那家醫院確診的。」他們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男子說，「不光是我們一個村，駐馬店很多村莊都是這樣。縣裡的醫生說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們又不說是什麼病。」
四個人來自兩個家庭，而且四人無一例外全都是這種病。兩個男子是兄弟二人，他們說，他們的家人也染上了這種病，只不過家裡一下子湊不夠路費，只能讓他們先到北京去看看情況。火車快到鄭州的時候，他們說出了所在村莊的名字：上蔡縣蘆崗鄉文樓村。
吊了三瓶藥液後到上蔡採訪
回到鄭州後，我仍然像往常一樣上班，一轉眼就快要進入11月了，我總是在想那幾個人，他們到底是什麼病？
其實在我不能釋懷的時候，已經有人也像我一樣百思不得其解了，而且，媒體之間已經開始悄悄流傳起來。10月下旬的一天，我趕著上班，走到二樓被人拉住了。回頭一看是報社一位編輯，他小聲說：「上蔡發現了很多愛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
我突然想起在火車上遇到的那幾個人，他們會不會是愛滋病人？
其實，愛滋病在河南被發現有大面積存在的消息已經在省內的媒體中間傳開了，這在後來我與一位朋友瞎侃的時候，他的一番話得到證明，而這時已經是2000年的7月了，我已經因為愛滋病的報導和其他的一些事情離開了原來的那家報社。到了一家新創辦的報紙。朋友周是一份家庭報的記者，搞攝影的。有一次他說起在上蔡採訪回來後，片子被銷毀了，一起去的幾個人都是這樣的待遇，文字記者不准發稿。他說他們去的時間是1999年的10月底，也就是我在火車上遇到四個愛滋病人的時候。
1999年12月，我輸了三瓶抗毒性能強的藥液後，坐上了開往豫南的長途汽車，到上蔡去採訪。
一份內參發出了
我真的進入了愛滋病村－－－文樓村。
1999年12月25日，我寫的一份內參發出了，這份內參在當時只印刷了25份，河南省委常委們每人一份，同時得到這份內參的還有省裡主抓衛生的副省長和衛生廳的主要領導。河南愛滋病的情況報告第一次通過媒體反映到了省裡的高層。
上蔡文樓只是一個公開的縮影。豫南等市的農村，究竟有多少村莊裡生活著愛滋病人和愛滋病病毒攜帶者，誰都無法統計清楚，而且，暫時也沒有人或者哪個部門主動地去做這樣的一項統計。
其實，我第一次在愛滋病村採訪的時間很短，從那天上午9點算起，到下午5點多，總共八個多小時。這一天，我接觸了至少八個愛滋病人，他們所講述的「賣血」故事我覺得好像是天方夜譚。
而他們那種對生的流連不得不讓人動容。他們說自己是無辜的，都是那些來村子裡買血漿的人把他們害了，可現在到哪裡去找他們算賬。每一個因「賣血」而感染了愛滋病的人都是一個辛酸的故事，都是一把辛酸淚。更有的家庭是無一倖免全家人集體感染。我見過一家人弟兄八人，還有兩個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10人，老大今年50來歲，最小的妹妹30幾歲。這一家人後來又分出去10個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子。就是這一家人，先是老大出去賣血，後來，老二、老三都跟著去，到最後，一大家人男男女女都赤膊上陣了。賣血，確實給這家人帶來了短暫的輝煌。
我到他們所在的村莊採訪時，有人把這一家人的情況告訴我，我決定到這10個小家庭看看。我見到了老四家的媳婦，她說，我們這一大家子不能活了，床上躺著十多個，將要躺倒的還有不知幾個，你看看我，現在還能跟你說話，其實，醫院早就查出來了，我也是病毒攜帶者，醫生說，快了。今年初，我又到了那個村莊，問起她的情況，別人說，不中了，在床上躺著呢，起不來了。
很多我採訪的病人都是這樣，第二次去的時候，不是已經死了，就是病情開始加重。不單是這些一個個的病人，他們所在的村莊也同樣是這樣－－病人一天天增多。
消息來源：古城熱線
